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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外国NGO的震后援助之惑  

2008-09-08 16:06:20|  分类: 随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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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go.org.cn

过去的5周里,HODR与130个人接触过,参观了25个可能的工作地点,与48家NGO、公司或其他组织保持了联系,并拜访了21个政府机构,总共与这些人开了42次大小会议。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作为一家外国NGO,在中国灾区展开救援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他们承受不起的,他们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默默走开。

一、经常被警察盘问是来到灾区后的最大尴尬

“你下来,我们换一下座位。”载着5人的面包车刚一进入德阳市区,张国远就对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John说。张国远,四川NGO备灾中心的负责人。John与同车的Marc和Stefanie,是来自美国波士顿动手救灾协会(HODR)的志愿者。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NGO备灾中心在汉旺镇武都村的工作站,以期能以某种方式展开合作。

换座位,是为了应付前方随时可能出现的道路检查。这也是HODR成员们来到中国所遇到的最大尴尬。在前往各个灾民点考察的路上,他们常常被沿途的警察拦下询问。“他们经常随机分布,时有时无,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John很无奈。

六月初就已经来到灾区Stefanie对此更是深有体会:“当时我们的评估仅仅进行了两天,就被警察阻止了两次,他们检查我的护照,不许我们照相,而且还用警车护送我们离开灾民点。一些稍微负责任一些的警察,会当场打电话向上级汇报,征求处理意见。”在都江堰市的一个灾民点,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志愿者,受到了更加隆重的礼遇:被荷枪实弹的武警清场似的逐走。

在灾区进行前期项目评估的5个星期里,HODR成员经历过的类似遭遇数不胜数。而就在数天之前,当Stefanie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她被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所感染:NGO开始行动,中国普通公民全力支持灾区,政府表现出的开放鼓舞人心。“我感觉HODR在中国有广阔的舞台,我们又可以大展拳脚了。”

然而5个星期尘土飞扬地往返于各个灾民点后的现实告诉他们:作为一个国外NGO,想在中国开展救援工作,并非如想象的那么顺利。“自始至终,除了IBOUGHTASHELTER之外,我没有看见一个国际NGO在灾区工作,只看见一辆MUSLIM HANDS的卡车经过,上面载满了褪了色的窗户。”

HODR的网站上是这样介绍自己的:HODR是一家美国注册的NGO,从事全球范围内的灾后救援。Stefanie说,HODR的主要工作模式是在灾区建立工作站,然后通过这个平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亲自动手救助灾区。在秘鲁、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发生自然灾害后,他们与灾区建立了牢固联系,帮助灾民清理废墟与搭建房屋。而组建工作站之前要做的,就是评估其可行性,这也是他们一行3人此次来华的目的。

HODR的评估方式是,先做田野调查,然后与当地的政府官员、NGO和灾民交流。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灾民有需要,工作站马上就可以建立。而中国不同,通过过去几个星期的调查,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即便是灾民认同,我们愿意,项目也不可能马上展开。在这里,首先需要获得的,是政府准入。”

二、获得政府准入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然而得到政府的准入又是谈何容易。HODR在灾区往返奔波了5周,在各地遇到的困难几乎是一致的:首先是当地政府不了解他们模式的意义,其次是当地政府不愿意接受他们提供的援助。而这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因为政府对他们的工作意义缺乏理解,所以他们得到政府的准入才会更加困难。

Stefanie描述到:“我们像一个个傻瓜一样被推来推去,镇政府建议我们去找市政府,市政府建议我们去找省政府,到了省政府,那里的工作人员尽量避免与我们目光接触,含糊不清地说要我们找红十字会或市政府。当我们再回到市政府,得到的答案却是要我们去北京!”

当他们通过电话、传真与电子邮件多次联系四川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后,还是被告知他们没有能力去处理类似问题。在某一天HODR成员的请求又遭拒绝之后,他们的中国翻译Monica一边摇头一边生气地说:“真他妈混蛋!”

“大多数的政府官员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胆战心惊,担心做了分外之事而得到来自上级的严厉惩罚。”Stefanie的理解或许过于表面,但是却代表了国外志愿者的普遍想法。

而John则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得到政府准入的难度:“交换名片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社交方式。当我递给别人名片的时候,对方总是站起来,正脸冲着对你,双手略略低于你的手,以示尊敬。这些细节很容易被一个外国人掌握。”

“但是在过去5周里,我们与130个人接触过,参观了25个可能的工作地点,与48家NGO、公司或其他组织保持了联系,并拜访了21个政府机构,总共与这些人开了42次大小会议,可是我们最终还是没能展开工作。那是由于其他的一些复杂的原因,解决这些困难,对一个外国NGO来说,比学会接受名片要难上许多。”

三、与本土NGO合作是一种变通策略

然而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来获得政府递上的“名片”:与本土NGO合作。HODR一度想挂靠在一些著名的国际NGO下开展工作。但最终他们改变了策略:“如今的完全之策,只能是通过与本土NGO合作的方式来实施HODR的项目。

可是要找到这样的NGO对于HODR来说很难。“它们必须要有做事的激情,又要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有点像当初的合资公司,必须依仗本土公司的牌照,才能在大陆淘金。不同的是,外资进入中国,目标是赚钱。而外国的NGO,目标则是援助。

此次驱车赶往汉旺的武都村,便是这种策略的实际执行。HODR通过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联系上了已经在武都村建立了工作站的NGO备灾中心负责人张国远。他们希望通过张国远与当地政府建立的密切关系,获得HODR在武都村开展项目的一纸批文。

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在灾区众多的NGO负责人中,张国远与政府的关系,是处理的比较好的,但是让HODR单枪匹马的在武都村建立工作站,他还是显得有些担心:“他们想在灾区开展工作,我尽我所能支持他们。但他们现在究竟要做什么,究竟能做什么,我都还不清楚,对他们不够了解。”

最后协商的结果是,让HODR以项目组的名义,加入NGO备灾中心,项目组组长和成员由HODR成员组成,并且独立工作,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双方协议中的工作内容是,HODR负责招募志愿者,前期主要负责武都村的废墟清理工作。

根据双方的工作进展情况,HODR以后可以进入NGO备灾中心的其他工作站拓展工作范围,或者到NGO备灾中心1个月以后建成的社区公共空间工作。前提是,任何涉及到工作范围和工作内容的变动,HODR都有义务事先通知NGO备灾中心。

这种合作模式的好处是,一方面HODR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在中国运行自己的模式。另一方面,NGO备灾中心仍旧把握住了HODR的做事尺度,可以在当地政府与国外NGO之间维系住那巧妙的平衡。

最后,在武都村NGO备灾中心的简易帐篷里,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5个星期以来,HODR梦寐以求的政府准入,就这样以“借壳”的方式得到了。它们终于可以在武都村开展工作了。Marc,John与Stefanie现在要做的,就是对项目的可行性做最后评估,并与总部沟通,之后就可以在武都村的废墟上大显身手了。

像NGO备灾中心这样的合作伙伴,是不那么容易找得到的。在过去的5个星期里,HODR与很多中国NGO建立起了不错的关系,但当一旦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很多合作者却退却了。

一些NGO已经与政府建立起了联系,另外一些正在试图建立。但是本土NGO是否愿意冒着得罪政府的风险,为外国NGO出头,JOHN对此表示怀疑:“期望中国NGO为我们出头,让他们好不容易与政府维系起来的关系受到威胁,而我们只是像小猪一样躲在后面,那仿佛是件很难的事情。”

四、合作的最大障碍在于缺乏核心竞争力且本土化能力不足

政府准入难以获得,从另一方面讲,是因为政府不认同他们工作的模式。HODR成员们经常被政府官员问及这样的问题:“清理废墟?解放军已经开始做了,你们几个又能做什么?你们的专家在哪里?你们可以给志愿者带来什么样的培训项目?你们的预算有多少?”

对HODR工作意义的质疑,不仅仅来自于政府,也同样来自于它的同行们。

曾经接待过HODR的鸿德中育负责人张伟说:“如果只是组织人搬砖,中国人多的是,志愿者何必要花上几百美金坐飞机过来呢,直接把钱捐给灾民岂不更好?这样耗费的资源太大,无论是社会资源还是其他资源。HODR以往的国际救灾经验,在中国并不一定适用。那些政府动员能力弱,军队没有参与到救灾中去,这时候才有HODR的发挥余地,而在中国,强势的政府留给他们的发挥余地已经很小。

张国远也有类似的疑问。他十分欣赏HODR不远万里来中国参与救援的精神,但是对他们工作模式,同样抱有质疑:“HODR要组织志愿者帮助灾民清理废墟,那灾民自己干什么?我们以前的工作模式一直强调灾民参与,组织灾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这样才让才会让他们觉得生活有意义。”张国远的担忧还有另外一层深意:“他们是替村民干活,我们是让村民干活,他们这么一做,群众都被他们争取走了。”

这样的质疑之声,与其说是来自于外部,不如说是来自于HODR自身。正是由于对中国灾区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HODR不但缺乏吸引合作者的核心竞争力,而且自身的本土化能力也略显不足。

就在离武都村不远的白果村,另一家外国NGO“IBOUGHTASHELTER”,已经在几个地区分别展开了自己的项目。他们为灾区提供一种简易帐篷,造价便宜,搭建方便。这便是IBOUGHTASHELTER的优势,哪怕其核心技术只是一张帐篷草图。很显然,无论是与本土NGO还是国外NGO相比,HODR缺乏这样的核心竞争力。

Stefanie说到:“这些问题在我们以前的工作中也遇到过,但是通常我们能向对方解释HODR的工作模式,然而在这里,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这让我们感到巨大的沮丧。”

而John则抱怨说:“我不认为NGO备灾中心或者其他NGO认识到了我们用手做事的能力,我们也不相信他们理解了我们与社区建立联系的能力。我觉得他们或许害怕我们羽翼丰满以后到来的麻烦。”

HODR对于这些质疑的积极回应是:“我们从事的是另一种救援。当然政府满足了大部分的需要,但是NGO的功效在于拾遗补缺。用上面的那种思维方式,就不能体现HODR工作的真正价值。HODR的价值是我们的双手与我们的志愿者。从这点出发,我们尝试与社区建立一种联系,并以此开始更复杂和深入的工作。”

她的这种积极态度,也能从她与灾民的另一组对话中显示出来。“解放军现在开始清理废墟了吗?”“还没有。”“那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做?”“不知道。”“村民现在需要清理出一片空地来搭建临时房屋吗?”“对,但是政府正在给他们搭建临时板房。”“板房是建在村子里吗?“不是。”“那你们的计划是?”“政府还没告诉我们。”

从HODR的角度看,清理村里的废墟是迟早的事情,这无关未来的规划。既然现在村民有需要,那这需要便是他们拾遗补缺的空间。然而这种想法是过于简单了,正如市场交易一样,供求关系的形成,只是交易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市场中。

在合作中他们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从何处招募志愿者。按照HODR以往的操作模式,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而在中国,则不太可行。以项目组的身份加入NGO备灾中心,目的就在于低调行事,不引起政府的过分警觉。如果有一天武都村的灾民点上突然出现一大帮金发碧眼的志愿者在那里拆砖卸瓦,这有可能会超出NGO备灾中心的承受能力,从而打破它与政府间的微妙平衡。

这是中国国情带给HODR的另一个遗憾:“因为要限制外国志愿者的数量,John和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HODR的独特就在于它的国际性。项目由大多数中国志愿者主导参与,就我个人来说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因此关上了外国志愿者参与的大门,这是很遗憾的。”Stefanie说。

五、选择做一个“旁观者”离开中国

经过6星期的评估,最终的结果是,HODR选择了离开。

Marc说:“HORD在中国的援助,肯定不同于以前的任何地方,但是有两点却是一样的:一是从外部环境讲,灾区的人们确实是需要援助的;二是从HORD自身的理念来讲,它能为志愿者的服务提供一个持续的平台,特别是为那些外国志愿者。”

虽然在中国进行援助,第一点的条件是绝对满足的。但是第二点对HODR来说,却有着不能承受之重。始终悬浮在HODR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他们仅仅通过与本土NGO合作的方式进入了灾区,却始终没有得到政府正式的书面批准。他们所担心的是,这把剑会随时从头上掉下来,斩断他们之前苦苦经营的一切。

“我们可以在武都村建立工作站,慢慢实现我们的存在。但是当我们人数渐渐多起来之后,当地政府就有可能干预,让我们走人。我感觉作为个人或者小组可以承受这样的危机,但是作为HODR能承受的了吗?从非洲来过来的志愿者,可能刚花了一千美元坐飞机来到中国,呆不了几天就有可能在灾区失业,我们承受不了这么大的风险,所以这次我们只能做一个旁观者了。”Marc说。

Marc说的是对的,他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玩转,但是这次他们玩不转了。中国的环境对于小型的外国NGO来说,还过于艰辛,特别是当这些NGO缺乏核心竞争力而且本土化能力不足的时候。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HODR要离开中国了。在Stefanie的博客里,她最后这样写到:“现在,我们准备离开中国了。对于不能在中国开展我们的工作,我非常失望。但是我还是被那些热情的村民感动了。我祝愿中国人民,祝愿中国政府与中国NGO,希望他们在灾后重建的工作中能一帆风顺。在中国,我看到一些好的东西正在发生着,中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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